- “动物生存现状 让人无法愉悦”
——著名作家蒋子丹谈新书《动物档案》和《一只蚂蚁领着我走》
2008年初，著名作家蒋子丹女士两本新书《动物档案》和《一只蚂蚁领着我走》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《动物档案》通过作者搜集的小动物救助基地中被弃宠物的素材，加上文学加工和拟人化的创作，写出了一系列动人的故事；《一只蚂蚁领着我走》则记录了关于动物的许多感悟。
近日，蒋子丹女士接受了《南国都市报》记者王亦晴的独家专访。
关于创作动机：
对动物的生存认真地思考反省
记者（以下简称“记”）：我刚看完您的两本新书《动物档案》和《一只蚂蚁领着我走》，感觉这两本书语言风趣，但因为所涉及的动物生活现状，以及人类在对待动物问题上的种种观念和行为，读来叫人心里堵得慌，更有许多地方让人感觉到震惊。各种疑问、矛盾缠绕在一起，让我在读完后的第一时间，就有了采访的冲动。
首先想了解一下您写这两书的初衷。在《动物档案》的前言中，您说到您写这本书的初衷跟家里养的一只老猫有关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别的原因吗？
蒋子丹（以下简称“蒋”）：不错，这只猫对我来说非同一般。第一，它从一生下来就在我家里，已经跟我一块儿生活了二十年；第二，它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一个活物，1991年我母亲将它从湖南长沙带来海口，而从1997年母亲在此去世，到如今已经十一年过去，它还健康的活着。有时候我看着它的眼珠子就会想到，那里边保存着关于母亲的许多陈年旧事。
但我必须说明的是，它的存在只是为我写作动物方面的文字提供了一个契机，与这只猫的朝夕相处，让我对动物的生存多了一些关注，对动物的行为多了一些了解，如此而已。而真正能让我竭尽全力去写这两本书的动力，恰在于我更多地了解了这只猫以外的其他动物，包括被遗弃的伴侣动物、被猎杀的野生动物、被虐待的农业动物、被残害的实验动物、被奴役的娱乐动物等等。它们的存在带给人类的观念、伦理、道德、法律、宗教、习俗甚至科技等各方面的挑战如此之严峻，让我们不得不对与此相关的方方面面做出认真的思考和反省。一个身为人类的写作者，无论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审视和讨论这些问题，都注定是一个具有冒险意义的过程。
你说你在阅读时感到了充实，但并不能说愉悦，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欣慰，因为通过这次写作我认识到，任何人，只要你不是带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，只要你有起码的关爱生命的良知，面对数以亿计被人类玩弄于股掌之上戮杀于屠刀之下的动物，你的心是不可能愉悦的。假如您的阅读效果正好相反，那说明我的写作失败了。
关于写作过程：
历时五年修订无数次
记：写这两本书，大概的起止时间是什么时候？修订了多少次定稿的？
蒋：这两本书从开始到出版，始于2003年，终于2008年，大约历时五年。至于修订了多少次，这个问题几乎无法回答。反正是一边写一边改，有的章节一气呵成，有的章节反复开头反复推倒重来，各章节之间不断地组合，重新洗牌，最后弄成现在的样子。
按我原先的写作计划，只是一本大约二十万字左右的书，但因为在写的过程中，新的问题和想法不断地出现，让我欲罢不能，而且从结构上说，有些相关的讨论绞在一本书里，会妨碍我的思考，也会妨碍读者的理解。于是我把它分成了两本书，字数也增加到了现在的五十万字。
关于文体：
“草鞋没样边打边像”
记：这两本书的文体，让人觉得很新鲜，但仔细琢磨起来，又似乎很难给它们归类。现在许多评家都爱以虚构或非虚构来区别文本，您自己觉得它们应该属于哪一类呢？
蒋：文本的归类，在我看来对评家是一个问题，对作者并不是一个问题，至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问题。
的确，按以往的习惯，我们读到一个文本，总是要把它放在某个板块里来说事，虚构非虚构只是个大框框，往下细分还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随笔、报告文学、论文等等小框框。你打算写一本书，到底算个什么东西，从一开始你就得留神，出版社进行图书编号，书店卖书上架、图书馆收藏分类，还参评各种项奖什么的，都得考虑这件事，不然到时候人家没法认领它。还有更严重的一些说法，认为虚构的能力强不强，或者说你虚构不虚构，这个问题涉及了作者的品质，因为非虚构的东西应该是由记者们去写的，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以虚构为原则，才能充分展示你的才华。换言之，一个作家越会虚构越有才华，品质越高。对此，我有些不同的感受。
不能否认，在我二十多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，的确把文体的分类看得很重要，而且从我内心中，一直把小说当成正业，将散文等而次之，因为小说虚构的成分多，给玩技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，而散文却需更贴近自己的真实感受，写起来得老老实实的，似乎没有那么好玩。可是当我从1995年开始担任《天涯》主编以后，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当初《天涯》改版的时候，社长韩少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设想，就是要努力打破原有的约定俗成的文体界限，回归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学传统。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办刊方针，在我担任主编的八年时间里，有幸经手发表了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的优秀作品，这些作品特别是发表在“作家立场”栏目中的部分，充分调动和施展了文体交叉所带来的能量和魅力，不光给我们的杂志带来新看点，也使我从中受益非浅。当我重新回到创作中来的时候，日积月累的杂文体意识就迅速而强烈地萌生了。
所以我在写作这两部书的时候，很少受到文体的束缚，而是一心想着哪些事件哪些观点用什么文体表达最方便最合适。你大约已经看到了，按照常规的分类，这里面包含了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论文、报告文学、采访记录甚至咨询资料各种成分，对了，其中还有一章是诗歌。现在回头看，似乎写成这个样子并不是事先的刻意安排，而是一个“草鞋没样边打边像”的过程。
关于内容：
虚构占了95%以上
记：是呀，我正想问您，《动物档案》里边那些催人泪下的动物故事，是您记录的呢，还是虚构的呢？
蒋：呵，已经有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。其实这些故事完全是一些短篇小说，虚构的成份占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。只要一想你就会明白，小动物又不会说话，不能向我痛说家史。我在北京的那个动物收容基地看到它们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只是告诉我，这只狗的主人吸毒，还让它吸，那只狗是被人从北海公园的湖中心救上来的，那只猫因为在主人床上撒尿被暴打并被遗弃……诸如此类。它们原来的主人倒底姓甚名谁，是老是少，大部分都不知道，也不可能知道。于是，我就得给它们安排各种各样年龄和身份的主人，让它们曾经生活的场景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，通过它们反映中国人的生活现状，以及对待动物种种作为。可能是因为书名叫档案，这些小动物又个个都有照片，为了让其更像档案我还有意替它们编上了号码的原故，不少读者们还以为真的是些实录速写。
其实，这一点我在刚开篇的地方已经交待过了：假如你有机会到那儿（收容基地）去，也许能在一大群劫后余生的小动物中间，看到这些故事的主角们。虽然，它们经历中的细节，已飘散在时间的苍茫里，我们仍可以用想象还原它们的痛创并感同身受。只要我们的内心深处，还留存着一小块湿润和柔软的地方。
关于创作感受：
文学的手段比说教更有效
记：这次写作很辛苦，也很有收获吧？
蒋：是啊。这次的写作过程让我着实体会到了多文体并用的便利之处，特别是遇到某种很难说清楚，或者很难说得生动活泼的观念和理论的时候，动用文学的手段比直接跳到前台去说教，效果要好得多。比如《一只蚂蚁领着我走》中间，涉及到西方流行了多年而中国人还鲜有所知的“动物福利”观念，我就用小说的方式写了一个中国失地农民，为了生计参与给活猪活牛灌水的勾当，最后通过自身的感受理解了“动物福利”到底怎么回事。我个人感觉这要比照搬西方人的条款有说服力。
所以我还是要说，不要小看文学的力量，当然这种文学需要有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，不是关在书房里胡编乱造出来的。
（本访谈原载2008.3.11《南国都市报》）
蒋子丹简介：女，1954年出生于北京，祖籍湖南。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、《天涯》杂志主编。2005年9月调入广州市文联做专业作家。
曾出版小说集《左手》、《桑烟为谁升起》、《黑颜色》等七部，散文集《乡愁》、《一个人的时候》、《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》等六部，以及长篇小说《长大不容易》和长篇散文《边城凤凰》，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文在境外出版。